理论前沿
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上)
发布人:夏亚  发表时间 : 2021-05-11  浏览 : 3211

(作者:吴建雄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的历史,是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嬴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忘初心、拒腐防变的反腐倡廉斗争史。从建党防腐到整风反腐、从运动反腐到对策反腐、从制度反腐到法治反腐。我们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执政党的反腐败之路,书写了一个百年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宏伟篇章。在党百年诞辰的历史节点上,回望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进程,总结反腐倡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从中探索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规律,对于新的时代条件下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反腐倡廉是中国共产党一贯政治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这一重要论述,宣示了我们党对腐败极端危害性和惩治腐败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表明了党始终坚持以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评价标准的政治意旨,揭示了党几代领导集体始终将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任务来抓的政治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

1.反腐倡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腐败通常被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获取私利”,是一种损人利己损、损公肥私,既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也违背公共道德的行为。这就决定了反对腐败是以先进性为本质特征的中国共产党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共产党在从其他党派为达到特殊的目标而采取共同行动时,“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会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不容许他们用本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损害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列宁也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这就告诉我们,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党之本、是生命所系和力量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归根结底是因为党始终保持先进性。而要保持先进性,“就要同一切弱化和损害先进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从建党百年历史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党执政,一直面临着被腐朽思想侵蚀的危险。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不仅是个别党员的腐化堕落,而且是对党的先进性的肆意践踏。轻则损害党的形象,重则导致党亡政息。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就是血的教训。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与腐败水火不容、尖锐对立。只有坚决惩治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党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

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相辅相成。党的先进性建设为防腐倡廉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奠定了基础;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为党的先进性建设扫清障碍、提供用政治纪律和法治保障。以党的先进性建设带动反腐倡廉工作,就能使反腐倡廉工作日益深入,不断取得新胜利。以反腐倡廉建设保障党的先进性建设,要把先进性建设的要求贯彻到防治腐败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在抓好已经开展的各项工作的同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拓展腐败的源头上防治。

2.反腐倡廉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伴随着我们党从领导革命到长期执政,腐败也在加速蔓延,虽然从未放松对反腐败的努力,但腐败对初心使命的挑战一直严峻的摆在党的面前。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几代领导关于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的声音,一直在党员干部耳边回响。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在党的七大上,他又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从此,“为人民服务”被概括提炼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并被写入党章。面对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改革开放的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强调,“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强调:“牢记党的宗旨,坚持艰苦奋斗,这两者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品格;只有坚持艰苦奋斗,才能更好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的初心使命奠定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坚实基础。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要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都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以解决”。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牢记初心和使命和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关系。强调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党员干部要敢于同一切弱化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坚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不动摇,同时要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解决好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捆住一些人乱作为的手脚,放开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手脚,把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形成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要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既要靠各级党组织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要靠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行动,主动检视自我,打扫身上的政治灰尘,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

以党的初心使命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就要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就要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就要自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加强党性锻炼和政治历练,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建设忠诚干淨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党员干部队伍。

3.反腐倡廉贯穿于党的各个历史时期

建党一百年来,为实现党的初心使命,反腐倡廉建设持续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起步。经历了从建党初期的拒腐防变,到苏区岁月的惩腐肃贪;从八年抗战民主政权的廉政建设,到解放战争廉政工作的制度探索等具体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持续推进,经历了从过渡时期廉政建设的新探索,到党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廉政建设的伟大历史性转变。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在拨乱反正中巩固加强,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廉政建设全面推进,到治理整顿中廉政建设在传承发展;从反腐倡廉在计划到市场的变迁中取得新发展,到世纪之交实施反腐倡廉工作新方略;从新世纪反腐倡廉推出系列新举措,到新世纪新阶段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惩防体系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体上看,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

一是持之以恒筑牢思想防线。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要求对党员有严格的组织约束和纪律监督。在其后的武装斗争中,各级党组织把党风廉政教育摆在重要地位。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党的宗旨和反腐倡廉的根本目标,树立了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提出加强整党整风运动,开启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工作。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党先后开展“三讲”“三个代表”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活动,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开展“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通过这些教育,把好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大力倡导和弘扬光明坦荡、公道正派、艰苦奋斗等价值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之五色之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

二是坚持不懈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建党初期,针对党内已出现的腐败苗头,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历史上第一个反腐败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的通告》。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共同纲领》关于实行廉洁政治的相关规定,先后颁布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系列法律法规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改革开放出现的新的特点,中央制定了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代表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党的十五大以后,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积极推进党政机构、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和干部人事等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完善反腐败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新世纪之交,面对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关键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把反腐倡廉建设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中,制定修订了以《党内监督条例》为代表的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各项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财经管理制度、金融投资体制等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巡视监管机制;建立健全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践需要,先后修订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90余部党内法规。这些制度建设坚持问题导向,从实际出发,以大多数人能遵守为前提,兼具必要性和可行性。做到针对时弊、突出重点,宽严适度、配套衔接、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实践中不断探索,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将反腐倡廉的制度之“笼”越织越密、越扎越紧。

三是坚决有力查办贪污腐败案件。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建立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组织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检举、控告、查处了一批贪污受贿、堕落腐化份子。所辖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腐化堕落在江西瑞金伏法。新中国建立初期,组织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出腐败分子一百二十余万人。改革开放新时期查处党内各类违纪党员干部三百多万人,其中有数十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查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达百万余人。其中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三百多人,厅局级干部九千多人,县处级干部六万多人。在惩腐执纪和执法中,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紧密配合,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办大案要案,又注意查办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突出办案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严肃查办发生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案件,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失职渎职等案件。深入推进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坚决惩治危害民生民利的贪污贿赂犯罪。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完善境外司法协作和追逃追赃机制。始终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为预防犯罪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坚持纪严于法,突出强调反腐倡廉中的履职担责,执纪问责十万余人,注重唤醒党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和责任意识。坚持严格执纪执法,使破纪违法者依纪依规给予纪律、政务处分;对构成犯罪的腐败犯罪分子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司法机关准确适用刑法,实现罪刑法定,依法剥夺腐败分子的财产权、自由权乃至生命权,使腐败分子为他们的严重危害付出应有的代价,体现国家刑罚的强大威慑力,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政治思想、纪律作风、民主监督等方面确立了党的反腐倡廉思想,并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践探索,包括建设廉洁政府、依法惩治贪污腐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作用、加强廉政教育等,确保队伍的纯洁与先进,也为建国后的反腐倡廉建设积累了经验。

1.党在革命时期党的反腐倡廉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党初期、苏区岁月、八年抗战、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思想,总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拒腐防变的思想。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要有严格的组织约束和纪律监督,党员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思想倾向。党的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 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提了新的考验。1937年11月12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时刻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及时教育和提醒根据地党员干部对国民党企图瓦解共产党而采取的种种卑劣手段,时刻提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作风建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章中庄严地宣布,我们“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民主革命时期,党高度重视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毛泽东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家喻户晓。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三大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独有的精神面貌和优良作风。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八大要求全党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经得起执政的考验,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对执政后如何拒腐防变进行了探索。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想。抗日战争胜利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胜利以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颠覆的问题,他在“三次重要对谈”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都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三次重要对谈”即“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第一次“甲申对”,即抗战胜利大势已趋明朗之时,郭沫若发表论李自成的纪念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受到在延安的毛泽东赞赏并印发全党,要求党员干部引为鉴戒,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函中表示:兢兢业业、永不骄傲。第二次是“窑洞对”,时至党的七大闭幕,毛泽东在回答国民参政员黄炎培提出的“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看法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第三次“赶考对”,在党中央刚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后,由西柏坡到北平城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充分体现了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宗旨和品格。

2.党在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探索

建党初期的拒腐防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是党的建党初期。这一时期,党尚未建立自己掌握的政权。但是,为了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拒腐防变问题已历史地摆在党的面前:推翻腐朽的剥削阶级统治政权,建立廉洁的新政权,就是要建立没有阶级剥削、没有腐败现象的新社会,就要建设好领导人民翻身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作为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参加者,十分关注革命政府的廉洁、防止自身的官僚化。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反对贪污腐败的文件。

 苏区岁月的廉政建设。1927年7月1937年6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此期间,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红色政权,成为执政者,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文明建设廉洁政权的理论,进行了红色政权反腐倡廉的历史性探索,惩腐肃贪出现了首次高潮。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开启苏区廉政运动:建立控告局发动群众检举贪腐行为,同不廉洁现象做斗争;抓好法律法规制度建设,防止贪污浪费现象的滋生;中央领导亲自抓大案,要案的查处,依法严惩贪污分子。同时倡导和树立廉政新风,中央社区领导关心群众生活、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克己奉公、清贫廉洁。可以自豪的说,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清正廉明勤政为民的政权,收取干部是中国历史上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官员。

民主政权反腐廉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民族敌人生死搏斗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廉政建设。1937年8月颁布了以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救国四大纲领》,继承、丰富和发展了苏维埃政府的优良传统和经验,进一步建立与健全法律制度,并通过整风等方式,加强了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组织和作风建设,实行以法治为基础的综合治理,形成了以延安精神为特点的廉洁风尚,为党的反腐倡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抗日民主政府,是民主、廉洁的政府,同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保证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解放战争的廉政制度。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这个时期虽然主要环绕着军事斗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而战,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松反腐倡廉的工作,将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民主廉洁的人民政权进一步予以巩固和发展。根据形势变化和斗争需要,我们党在城市政策上以严肃纪律嬴得民心,在干部任用上以加强监管预防腐蚀,在执政的思想准备上提出“两个务必”。并制定、修正、公布了一批惩治贪污、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法规和条例。通过政治引领和纪法约束,把艰苦奋斗、廉政勤政、廉洁奉公的延安精神发扬光大,从而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政权廉政建设的重要特点是防止骄傲、防止夺取全国政权后腐败的发生,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作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准备。

3.党在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考量

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和方式也发生变化。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党员及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们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以及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积极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严厉打击贪污腐化现象,惩处混入革命队伍和蜕化变质的腐败份子,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党的建党纲领奠定反腐倡廉基石。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在规定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这充分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党的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省港工作工人大罢工。罢工委员会成立后,设立财务委员会,定期向罢工代表委员会报告情况,建立了经费安排和钱财筹措机制。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部务须将投机腐败的坏份子洗刷出党。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份子的文件,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腐朽思想对党的侵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的执行,不仅有效保障了建党初期党组织的纯洁性,而且为党在此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等各个历史时期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建设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持续推进。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管理,如有贪污受贿者坚决依法惩处。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中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 撤职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侵吞公款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枪决。”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布。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给党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制定了城市政策,严肃入城纪律。1939年6月5日,《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 值得提及的是,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中,专列了“监察委员会”一章。对其成立的目的、机构设置、职权定位等都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由于党是首次设立纪检机关,缺乏经验,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具体任务、权限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加之,当时处于革命低潮,大批共产党人,包括中央监委主席王荷波惨遭杀害,因而未充分履行职责,但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我党纪律检查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惩治贪污腐败绝不手软、威慑有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据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被检举的机关和企业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印刷厂、钨矿公司等,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中央机关被检举出的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消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种公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又如,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贪污腐败案件中,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祥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潭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5人死刑;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熊仙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贪污腐败分子被依法惩处,革命根据地人民拍手称快。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由群众直接揭发检举的、在群众中影响极大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后杀人案和萧玉璧贪污公款案,案犯都先后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 年至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200个县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235件,占案件总数的5.16%;在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1945年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共1075 起,占案件总数的5.45%。对贪污腐败的严惩,沉重地打击了新贪官污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

从细从严整治作风彰显廉政形象。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思想、作风和纪律教育的一次创举。运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使全党思想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解放战争时期,经过毛泽东主席亲自修订,始于抗战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新颁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朴素的作风来对抗旧社会堕落腐朽的恶习,用勤劳生产来对抗游手好闲的寄生阶级思想”“生活一切照旧,保持原来朴素整洁习惯,如需要加以改变或者物质补充时,应经批准并按制度”“缴获的一切物质全部归公,不得私用一草一木。任何人不得寄东西回后方,需要送时统一送”。特别是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部队进入市区后不侵扰市民,不入民宅,路宿在行人道上,部队指战员蹲在马路上指挥作战;骡马辎重和伙房不进入市区,指战员用钢盔盛饭,自带干粮,同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深得人民群众拥护,被西方媒体评价说“胜利之师睡马路,自古以来所没有。”

纵观1921年党的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将近30年民族民主革命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围绕民族统一和推翻腐朽旧政权这个历史任务,卓有成效的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既弘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又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实践证明,建党初期我们党以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夯实反腐倡廉基础;以严格纪律作风密切党和群众关系;以查处典型案件强化警示教育等重大举措和行动,初步形成了“思想教育倡廉,民主监督促廉,法纪制度保廉,艰苦奋斗兴廉,坚决惩腐护廉”为要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路径,较好地适应了革命环境下激烈的阶级斗争需要,开启了我们党反腐倡廉建设新纪元,为党走向长期执政的历史舞台奠定了坚强基础。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党把防止干部腐败作为巩固人民政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大事,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开创廉政新风,在肃贪倡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1.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反腐倡廉之思想

随着从革命到到执政历史方位的转换,党内部分意志薄弱者产生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的倾向,全国范围内开始出现严重的贪腐现象。为保持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我们党把拒腐防变摆在重要位置。毛泽东关于拒腐防变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论述,为这一时期反腐倡廉实践提供了有力指导,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公仆的思想。毛泽东的“人民公仆”思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观,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人民不仅养育了我们且把权力交给了我们。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批评某些人“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强调“共产党员绝不可脱离群众,绝不可高踞于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换而言之,毛泽东同志主张“人民公仆”不能变成“社会主人”,并提出预防措施。强调反腐倡廉,反对官僚主义,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预防“糖衣炮弹”,并自己带头廉政,重典惩治贪腐分子;强化监督机制,吸取教训,遵纪守法,强调用人民来监督政府,确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贯彻“人民公仆”思想,要求全党和一切公职人员不断增强公仆意识,增强反腐倡廉的“内驱力”。

群众运动的思想。面对从“革命”到“执政”转变条件下党员干部中发的贪污、浪费、等腐化现象,1951年,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指示中说:“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从而奠定了“运动反腐”的总基调。“运动反腐”的突出特征是:通过最高领导的意志推动,形成群众运动高压态势;有限的法律只能作为实体处置案件的依据和标准,靠行政手段主导,缺乏必有的程序性、规范性和可控性。群众运动思想彰显了我们党不忘初心,拒腐防变的坚定立埸,敲响了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必须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防止权力执掌者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的警钟,有效效巩固和稳定了新生政权,保障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展。

重典惩贪的思想。面对全国范围贪污腐败案件接连发生,对新生国家政权造成威胁的情形。毛泽东同志坚定地说:“腐败不清除......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并并以严厉的口吻强调:“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毛泽东重典惩贪的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重从严惩治腐败的坚定立场,奠定了我党一以贯之的腐败治理基本策略。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反腐倡廉之探索

1949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有效遏制党执政初期部分干部因政治身份变化而产生的腐败现象,我们党在有针对性建立反腐法规,继承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采取群众运动方式开展反腐败斗争,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维护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保障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顺利进行。

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反腐倡廉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历史阶段为1949年10月至1956年8 月,党全面执政后反腐倡廉建设开始起步。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把防止干部腐败,把拒腐防变作为巩固政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大事,领导全国人民破旧立新、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开创了建国后反腐倡廉建设的新纪元。第二历史阶段为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取得新进展。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对执政党的廉政建设问题进行了新的思索,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在50年代后期,侧重于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整顿;60年代前期着重于经济领域的反腐倡廉在十年的探索中既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有过失误和挫折。1963 年下半年,为整治党员干部中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在农村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四清”运动,1964 年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管在运动中确实查处了不少干部违法乱纪的问题,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误伤了一些人,出现大批冤假错案,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反腐败初衷,继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第三历史阶段为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在十年“文革”经受重大曲折。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造成了全面破坏,反腐倡廉也和其他各项建设一样,失去了健康有序运行的条件和保障,在党的反腐倡廉史上造成严重的曲折,教训十分深刻。

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反腐倡廉最具开创意义和实践价值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将廉政建设的内容写进根本大法。在1949年9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在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作出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等规定,为创建廉政法律制度奠定了宪制基础。二是建立党和国家反腐败机构。1949年11月,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全国县以上设立各级党纪律检查机构。1955 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表明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职权地位的扩大和提高。根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和新中国同时诞生,查办贪污腐败案件成为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三是发动群众开展反腐防腐运动。1951年底,针对一些经济管理部门贪污国家资产的腐败案频发的现象。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史称“三反”“五反”运动。这是党执政后卓有成效开展反腐败斗争首次探索,其间出现过分强调反腐蚀的阶级斗争性质、打击面过宽和逼供现象,党及时纠正了偏差,积累了廉政建设的宝贵经验。

3.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反腐倡廉之考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由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跃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一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全面继承和发扬了革命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从革命到执政历史条件转变的环境下,坚持党的人民立场,呈现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反腐倡廉的实践特征。

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得到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央决定从1951年5月到12月,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53年继续进行整党。经过整风整党,共有32.8万人离开党的组织,其中有23.8万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9万多人自愿或被劝告退党。整党对于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纠正干部、党员中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不思进取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密切了党群关系。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快推进。针对新中国成立不久党政机关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挥霍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党和国家于1952年先后推出一系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规范性文件和法律法规。如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于先后颁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批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为这一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严肃查办贪腐案件形成预防震慑。据资料显示,“三反”期间,揭发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42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9人。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中,贪污1000万元 ( 旧币 ) 的共有10万多人。其中以对曾经有功于革命、但因堕落为大贪污犯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的处决,影响最大。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重大意义是挽救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挽救了党,挽救了新中国。有学者认为,“六十多年前的这二声枪响,震彻了华夏大地,穿透历史与现实的重重帷幕,至今回荡不息,振聋发聩”。

纵观新中国建立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反腐倡廉实践,充分印证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的告诫: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防止脱离群众,我们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充分证明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有效清除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才能有力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这一时期的思想作风建设也是反腐倡廉的一个重要特色。思想作风建设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员的世界观问题,只有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才能真正具有理想信念,才能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拒腐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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