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下)
发布人:夏亚  发表时间 : 2021-05-11  浏览 : 2440

 

(作者:吴建雄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核心三代党的领导集体,立足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大局,根据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特点,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思想,卓有成效的开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使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倡廉之思想

如何才能真正做到拒腐防变,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考验。应该说,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腐败是相对较轻微的。然而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经济腾飞,腐败也开始快速蔓延开来。反腐败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反腐倡廉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直对贪污腐败问题保持高度警惕。早在1982年,在严厉打击经济犯罪行动中,他就提出警告:“(贪污等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1989年9月,他更是肯定的表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在著名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再次表明了长期反对腐败的决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还指出,党要接受监督,要有专门机构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严格维护党的纪律,对违纪违法案件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这些论述为改革开放时期反腐倡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江泽民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到党心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斗争。2000年1月14日,他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向全党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在2001年建党8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认识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全党要正确认识党处于执政地位,特别是长期执政及其带来的影响这一重要问题。反腐败关系党心民心,民心向背决定政党、政权的兴衰存亡。。江泽民强调,反腐败斗争要健康发展并取得胜利,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立正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领导体制,才能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反对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思路。

胡锦涛把反腐倡廉建设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谋划和部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提出从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等方面,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他创造性地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这一重大命题,强调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任务,这是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八字方针,发展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十六字方针。在惩防腐败体系的框架内,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制度,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这些重要思想有力地指导了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2.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倡廉之探索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伟大决策后的三十年。这一时期包括三个重要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为1978年至1997年,是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反腐倡廉的“对策性”探索阶段。第二个历史阶段为1997年至2002年,是世纪之交党的反腐倡廉在制度建设中加强的阶段。第三个历史阶段为2002年至2012年,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反腐倡廉在体系建设中呈现新面貌的阶段。

在改革开放初期反腐倡廉的“对策性”探索中,党中央十分重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多元化思潮和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在全面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探索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一度出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过于宽容,政治思想教育力度不够等问题,造成反腐倡廉复杂的形势:一面严惩贪污犯罪,努力整治不正之风;另一面腐朽思想泛滥,行贿受贿增加,新的不正之风滋生蔓延,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酿成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首次作出“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重大判断。党中央在以全面修宪为引领,大规模恢复重建被文革破坏的国家法制的同时,制定和实施专门的法律规定和临时性大政策,回击和遏制来势汹涌的腐败现象,使这一时期的反腐败斗争呈现出明显的应急性、对策性特征。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的探索中,党中央及时总结对策性反腐的基本经验并将其固定下来,将反腐倡廉建设同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结合起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化建设。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了新的部署。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司其责,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针对腐败呈现出主体多元化、集团化和形态多样化、广泛化的趋势,我们党以法律制度和惩防体系建设为抓手,开启了惩防并举的“制度反腐”新阶段。

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多次专题研究反腐倡廉问题。国务院每年都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对政府的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这一新概念,并将反腐倡廉建设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正式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写入党章。大会首次提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此形成拒腐防变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和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标志着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巩固和加强。

3.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倡廉之考量

以反腐败重大举措凝聚党心民心。在改革开放初期贪腐暗流湧动之际,党中央及时发出坚决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作斗争的《紧急通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针对“六四”政治风波中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否定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庄严承诺一定要做好七件人民群众关心的事。 昭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根据中央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全国有36171人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涉及金额3.5亿元。1993年8月,中纪委全会强调,反腐败重点要放在 “三机关一部门”。 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要求抓好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狠查几股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从而形成了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1995年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为期三年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是党思想教育的创造性的探索。

以反腐败查办大案要案保卫改革开放。针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贪污腐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严重破坏,我们党依据不断健全的党纪政规和刑事法律,查办了一批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如:1998年查处的涉案金额过百亿、涉案人员过百人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被依法查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姜殿武等高级领导干部索贿受贿受到法律追究。1999年,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查处了浙江省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索贿受贿案,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受贿案。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伙同情妇收受贿赂4000多万元被判处死刑,成为建国以后被处决的职务最高的腐败分子。同时,针对腐败现象侵蚀到执法、司法领域的问题,中办、国办发出《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通知》《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通知》,在全国政法机关开展了为期8个月的教育整顿行动,严肃查处了军队武警与司法机关经商、走私护私等腐败行为。

以强高压重震慑推进反腐败标本兼治。在新时纪新阶段的反腐实践中,中央部署重点查办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的案件以及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同时认真总结对策反腐、制度反腐经验加强反腐倡廉体系建设。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759件,结案63906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42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全国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81391件,涉案金额222.03亿元。查办大要案件被放在突出位置,坚决查处了原中央政治局委、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原中央政治局委、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一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建立健全了防逃追逃追赃机制,协调有关部门成功将赖昌星等一批外逃的重大案件涉案人员缉捕归案。2005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初步形成以党章为核心、以监督条例为主干、以配套规定和其他监督规范为重要补充的党内监督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出台刑法修正案(七)和修正案(八),修改刑事诉讼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制定或修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党内法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腐倡廉

以党的十八大为历史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作为“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总结建党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经验,强调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突出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党纪与国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败斗争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转变,取得压倒性胜利,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反腐倡廉之思想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准确洞察与研判,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着眼于从严治党、执政为民,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新时代反腐倡廉思想。这一思想是党的科学发展理念、改革创新理念、从严治党理念、依法执政理念在反腐败斗争领域的具体体现,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思想的一脉相承,是建党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反腐倡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期反腐败斗争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指导思想上,强调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形势判断上,强调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坚决反对腐败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在立场态度上,强调对腐败现象实行零容忍,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不变,在任务目标上,强调反腐败要经常抓、长期抓,“老虎”“苍蝇”一起打,无禁区、全覆盖,构建风清气正的廉洁政治生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战略重心上,强调现阶段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赢得主动,以“不敢腐”推进“不能腐”和“不想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在方式方法上,强调运用法治思想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把纪律挺在前面,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利剑高悬、威慑常在;在基本动力上,强调从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出发,强化党委的主体责任、纪委的监督责任和司法的法律责任,建立责任倒查追究制;在国际合作上,强调深入了解和掌握国际反腐败规则和动态,提高追逃追赃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决不能让国外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等等。这些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一个内在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体现了时代条件下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特点、趋势方向的深刻把握。

新时代反腐倡廉思想蕴含着人民至上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以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以对风险矛盾的忧患认知,以历史周期率的兴亡命题和温水煮青蛙的寄寓忧思,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新时代反腐倡廉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对党情国情世情的正确判断,蕴含着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运用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思维方式,科学认识当下各种腐败的本质以及与社会经济政治间的有机联系,蕴含着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进行规律性概括,蕴含着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高度聚焦中国共产党建设廉洁政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挚为民的执政思想和理念,蕴含着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彰显着聆听时代声音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正是这些充满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科学内核,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反腐倡廉之实践

从反腐倡廉实践的视角看,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政党史上也十分罕见。人们通过身边的人和事,真切感受到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向好变化。反腐败成效可以从“不敢”“不能”“不想”等三个方面概括: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一是“正风”扫顽疾。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对“四风”问题坚决露头就打,推动风气产生根本转变。截至2019年底,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7万多起,处分13万多人。平均每天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查处的问题超过100起。二是“打虎”无禁区。2013年至2017年6月底,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80多人。李春城、苏荣、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等省部级和国家级领导干部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此外,还查处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纪律处分超过119万人,依纪依法查处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农村党员干部64.8万人。三是“猎狐”织法网。开展了“猎狐”行动。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近3000人。

筑牢不能腐的笼子。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力于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7年间,党中央先后制定和修订了90余部党内法规,基本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规为主干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在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等方面,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惩戒腐败力度。在反腐败国家立法方面,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监察体制改革的反腐败体制机制成果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标志着我国反腐败立法从无到有,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实现了国家刑事法律与国家监察法律紧密衔接。党纪法规的不断健全,使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筑牢不想腐的堤坝。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讲话中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五年间,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两学一做”教育实践等三大专题教育活动。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全党集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剖析问题、深挖根源,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严格的党性锻炼;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集中开展,“关键少数”聚焦不严不实问题,不等不拖、立行立改,进行了又一次集中“加油”和“补钙”;从2016年2月开始,“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全体党员中深入开展。一次又一次的集中学习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精神上“返璞归真”,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2019年6月,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自觉从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反腐倡廉之考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不仅担负着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而且存在“四大危险”,面临“四大考验”,需要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个重大课题。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解决两个重大课题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是我们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责任担当。考量新时代反腐倡廉建设,我们党从理念目标到实践模式实现了新超越: 

反腐败政治理念更加清晰。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来抓。但从总体上看,在反腐措施和制度建设上尚未达到“对轻微腐败毫不容忍”的境界,“抓大放小”,对轻微腐败的见怪不怪,恰恰是腐败蔓延滋长的内在原因。新时代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对反腐败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容的本质特征。正是对腐败零容忍理念的确立,我国才演绎了一场又一惊心动魄的“反腐大戏”,反腐才能打破“退休即平安着陆”的惯例,“刑不上常委”的惯例,“打虎”才没有上限,也没有“节点”,更没有“休止点”,“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的法治逻辑才能对到彰显。

反腐败战略目标更加明确。我们党确立“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三清”目标,是对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作出的庄严承诺,是对社会关切有力回应,坚定了人们与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的耐心和恒心。历史上,我国曾多次提出反腐败目标,可是,这些目标要么不够彻底,要么是把手段当目标。“廉洁政治”把阶段性目标与的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有利于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谋划、部署、推进这项工作,从社会关切角度及时解决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适应了治国理政的新要求。敢于提出这样一个明确具体的目标,这是极大的自我革命和自我挑战。反腐败目标越是明确就越有可能全面挑战我们党及其领导骨干的认知力、领导力和意志力。共产党人最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做出表率。

反腐战略重心更加突出。实践证明,惩治与预防是反腐败斗争的两个基本要素,两者相辅相成。从总体上看,反腐败斗争是以惩治为基本特征的执纪执法活动,其内在机理是以惩促防,以防固惩。反腐治标与反腐治本是惩与防的关系,只有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标功能,制度建设等治本措施才能落到实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坚持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重要战略决断,就是强调保持高压反腐的基本态势,形成“伸手必捉”的威慑力,营造“不敢腐”的社会氛围,同时不断地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基本制度,强化制度在反腐败中的核心作用,把一些有效成果固化形成制度。扎牢追逃追赃的笼子,加强国内外反腐败工作的合作。从反腐败成效看,我国已实现从胶着状态到压倒性胜利的重大跨越,“不能腐”、“不想腐”还要走更长的路,需要配以更多的制度措施,形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体制机制。

反腐败基本方式更加科学。进入新时代,我国通过完善反腐败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推进反腐败实施体系和法律监督体系建设,反腐倡廉模式从传统的运动型、对策型、制度型反腐向法治化反腐转变,反腐策略从零散型的应急反腐向整体型的系统反腐转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成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头戏,这些转化,既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总结,也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选择。法治化反腐强调改革监督力量分散、监督对象缺位、监督效能受阻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创立对公共权力和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的高效权威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调惩治腐败的公正性,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反、纪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公共权力的约束性,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限制和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手段、条件和程序,为公权力执掌者创设公正、透明和保障公正、公平的运作机制,从而达到减少和消除腐败的目标;强调反腐败是党纪国法的共同之治和以德治党的有机融合。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

反腐败主体责任更加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说明白话、做明白事、做明白人,把主体责任记在心里、扛在肩头、抓在手上。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必须履行好监督责任。纪委立案决定由上级纪委批准, 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提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才能进一步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从大量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集中精力抓好执纪监督主业,建全完善巡视机制,反腐关口前移,及时发现和查处腐败问题。反腐败主体责任要落实到“四种形态”的纪检监察创新模式之中,充分发挥“四种形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功能作用。加强与司法机关的法法衔接,依法惩治职务犯罪,使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反腐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六、党的反腐倡廉百年实践的基本经验启示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望百年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无论是在艰苦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曲折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无论是在历史性转折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带领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坚强领导核心。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中国社会进步大趋势大潮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完全有能力应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实现廉洁政治,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分析建党百年反腐倡廉建设演进轨迹,回顾总结基本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对于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保证反腐倡廉建设的正确方向

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一百年来,之所以能够实现从建党初期“革命性防腐”到夺取政权“执政性反腐”这重大转变,实现执政后70年从“运动型反腐”“对策型反腐”“制度型反腐”到“法治化反腐”的伟大变迁,走出来一条中国特色执政党的反腐倡廉之路,从根本上说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理论指导,就要牢牢把握反腐倡廉的根本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我们要以绝对忠诚的坚定立场,不断增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自觉地把维护党中央权威体现在一言一行中,体现在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之中。

牢牢把握反腐倡廉的基本观点。这个基本观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维护人民利益、依纪依法反腐。坚持党的领导,就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在要不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厚植党的执政基础,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大原则,要不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绝不能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对疑难问题、社会热点问题等,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维护人民利益,就要在国计民生、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态度坚决、措施到位,不断提高反腐执法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依纪依法反腐,就是要以宪法和党章为基本遵循,秉持党纪与国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反腐败法治方式,坚持纪在法前、纪法衔接,充分发挥党纪国法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治效应。始终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做到办案工作不放松、不停步、不手软;始终围绕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的基本战略,推动不敢腐向不能腐和不想腐的转化。

牢牢把握反腐败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这个基本方法就是治标与治本的辩证法。把握治标与治本的辩证法,一要坚持以打促防、惩防并举的战略方针。做到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坚决铲除腐败这个致命的“污染源”;以驰而不息的恒心和韧劲做到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二要正确处理反腐败各要素间的重大关系。在作风建设与惩治腐败的问题上,认清前者是固本强基之举,后者是刮骨疗毒之策,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在拍“苍蝇”和打“老虎”的问题上,认清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就会养痈遗患,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就会越反越腐;在建章立制与制度执行的问题上,认清前者是反腐的基础,后者是反腐的关键;在国内反腐与境外反腐的问题上,认清腐败是全世界的共同敌人,切实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决不让某些国家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三要及时总结和运用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巡视利剑”和“派驻全覆盖”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做到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不断增强反腐败斗争的系统性、创造性和实效性。

2.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100年的实践表明,党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就在于始终坚持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把反腐倡廉建设,确保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古今中外反腐实践证明,历史周期律不只是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往复循环,也是世界政党政治中执政在野、上台下台的历史写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破解历史周期律的魔咒,就在于能够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壮士断腕的精神,在刮骨疗毒中解决了自身在思想作风和消极腐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才能一次又一次实现了凤凰涅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我国,领导反腐败斗争的重任,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首先是管好干部,关键是从严治吏。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从严管党治党与反腐倡廉建设结合起来,以回答为什么必须反腐败作为逻辑起点,并把这一思想贯穿始终。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应当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毫不动摇反对腐败。我们党持之以恒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就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到,建党以来,反腐倡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面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我们党和党的领袖的态度、决心、勇气,不仅是决定反腐败斗争胜负的关键而且是克腐败而制胜的强大动力。

党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领导必须落实在主体责任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必须全党动手,细化责任、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级级落实责任;但首要的是落实党委主体责任。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书记第一责任,既抓住了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又抓住了反腐败工作的整个链条,对于推进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反腐倡廉建设置于党和国家大局之中

以人民为中心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昭示了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根本价值追求,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传承和发展。反腐倡廉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反腐倡廉始终置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党和国家大局中,取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获取人民这一最深厚、最强大、最坚强的动力之源,形成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磅礴伟力。

反腐倡廉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反腐为了人民、反腐依靠人民、反腐由人民评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制度的本质特征看,人民性是它的根本属性。反腐倡廉的监察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受人民监督。我国古代反腐倡廉的监察虽然具有“监督权力”、“治吏肃贪”等功能,但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君王的统治秩序。韩非子认为“法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管子说“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国家监察制度不仅具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工具性价值,而且其本身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即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保护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就告诉我们,反腐倡廉建设不仅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任务,而且应该成为人民幸福安康生活的政治保障。

4.坚持深化标本兼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倡廉建设

标本兼治作为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体现了反腐倡廉的基本规律。建党百年反腐倡廉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处理得好,反对腐败,建设廉政就会取得人民满意的实效。而既往反腐倡廉成效不尽人意,恰恰是在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将治标与治本有机统一于反腐败工作实践,实现了由腐败与反腐败胶着形态到取得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转变。事实说明,坚持标本兼治的基本方针,就要坚决克服治标忽视治本或治本忽视治标的片面思维模式,防止把治标与治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思维。在实践中坚持以打促防、惩防并举,做到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坚决铲除腐败这个致命的“污染源”;以驰而不息的恒心和韧劲,做到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

要实现反腐倡廉的标本兼治,必须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党执政后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演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从重“人治”走向重“法治”的探索过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的重要思想得到较好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在反腐败工作领域得到重要体现。法治化反腐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限制和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手段和程序,创设公正、透明的运作机制。法治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法治反腐是反腐败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抓手的重大变革,是有效遏制腐败的必由之路。而推进法治反腐重要抓手,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良法善治”,这既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客观要求,又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必然要求。

法治化反腐的“良法”,就是不断提高反腐倡廉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形成完备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高效的法治反腐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反腐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反腐保障体系。实现反腐败的“善治”,就是要提高执纪执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纪检监察机关要依纪依法把监督执纪问责与监督调查处置贯通起来,不断提高运用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立案审查“四种形态”的能力和水平。坚持在运用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抓早抓小、动辄则咎,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运用好第二种、第三种形态,对大多数轻微违纪违法者施以党纪政务轻处分、少数违纪违法者施以党纪政务、重大职务调整等重处分,体现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第四种形态对涉嫌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极少数,既要态度坚决依法惩治,又要实现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务必搞准,确保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

5.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的历史上,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创举。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涉及到优化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压缩权力腐败的空间这一重大课题。凸显我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建设刻不容缓。“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国推出重大改革举措共计230多项,有效破除束缚依法治国和法治反腐实践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立法不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权力腐败、监督疲软、人权保障不力等突出问题。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是反腐败源头治本的根本举措。

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从革命战争年代一路走来,栉风沐雨、砥砺奋进,实现从起步、探索、加强到巩固的历史性跨越。这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来,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涉及到优化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压缩权力腐败的空间这一重大课题。我国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总体上符合我国国情,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的权力配置和结构不尽科学,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有的没有形成有效制约,有的权力过于集中,有的权力边界不清晰,有的权力缺乏法律规范,有的权力监督制约乏力,各种监督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等等。“应完善权力配合和运行机制,坚持权责法定,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制度,明晰权力边界,规范工作流程,强化权力制约。坚持权责透明,推动用权公开,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坚持权责统一,盯紧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完善反腐败治本措施必须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第一条,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已经显示出多方面成效: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化了反腐败资源配置,实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要落实中央提出的“工作职能要跟上、各项规则要跟上、配套法规要跟上、协调机制要跟上”的改革要求,实现对公权力监督的无死角、全覆盖,充分发挥新体制的治理效能,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保障。

6.坚持健全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是建党一百年来解决长期执政条件下权力监督问题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习近平指出,权力是最大的腐蚀剂,我们党长期执政必然面临被腐蚀风险,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西方所谓的政党轮替和三权分立,根本上要靠党自我革命、自我净化;只有把自我监督的有效制度确立起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跳出历史周期率。

坚持党对监督体系的统一领导。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涉及各级各类监督主体、监督制度,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不断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已由前期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的全面推进、积厚成势,进入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新阶段。各领域各环节监督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每一种监督都会对其他监督产生重要影响,也都需要其他监督协同配合,必须上下统筹、联动推进。要紧紧围绕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着力加强党对监督体系建设的统一领导,牢牢掌握主导权。

坚持发挥党内监督主导作用。突出党内监督政治属性,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和常态化,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加强政治建设、做到“两个维护”,坚守职能定位、践行职责使命,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反腐,健全制度机制、提高治理能力,确保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准施策,完善对高级干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监督制度,确保权力受到严格约束。要强化纪委监委专责监督。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不断提升履职尽责水平。发挥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优势,健全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工作机制。

坚持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着力消除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空白和盲区,把所有党员干部及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着力健全协作配合机制,形成配置科学、权责协同、运行高效的监督网。要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部门、派驻纪检监察组、巡视巡察机构之间的信息互通、监督互动,汇聚监督合力。要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发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职能作用,健全信息沟通、线索移送、措施配合、成果共享等工作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形成合力。为实现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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