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包拯是中国古代监察名人的重要代表，他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民间传其黑面形象，称其为“包青天”。

庆历三年(1043)，包拯经御史中丞王拱辰举荐，于十一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改任监察御史，开始了监察官生涯。上任之初，包拯就提出了被废黜的贪官污吏不得做官、选择郡守县宰，推行考核试用补任恩荫子弟的方法等独到见解。皇祐二年(1050)，包拯得到提拔，受任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他多次论述斥责权贵得宠大臣，请求免去一切由内廷施予的曲意恩赐。还依次递上唐魏徵的三条奏疏，希望放在座位右侧，作为借鉴。又上言天子应当明于听取采纳，分辨朋党，爱惜人才，不坚持先入为主的说辞;请求废除苛刻不宽厚的做法，抑制侥幸投机得官，正刑法明禁令，戒除兴建劳作，禁丘妖言妄说。对于他的这些建议，朝廷大多加以施行。当时，张贵妃(温成皇后)的父亲张尧佐被任命为淮康军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权力极大，包拯与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一起奏论此事，认为应追夺对张尧佐的任命，或者选择宣徽、节度中的一个授予。最终，张尧佐辞去了宣徽使、景灵宫使之职。此事，堪称宋代监察制度运作的一个成功事例。

嘉祐三年(1058)六月，包拯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此时，他更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多次力谏宋仁宗。当时，太子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包拯上奏说：“太子的位置空缺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为此感到担忧，陛下这么长久地不作出决定，是为什么呢?”仁宗问他说：“你认为立谁为好呢?”包拯回答道：“臣下无能，还没有考虑，臣请求早立太子，是为宗庙万世之大计着想的。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臣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又没有儿子，并不是为自己和后代邀宠考虑的啊!”仁宗听了大为高兴，说：“这件事还要慢慢商议。”包拯的谏言得到了仁宗的充分认可，此后，包拯还请求仁宗裁减内侍，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按条文督促各路监司尽忠职守，御史府可以自己举荐所属官员，减少官吏一年的休假日期，这些建议都得以施行。凭借正直敢谏的个性以及出色的才能，包拯很快以权御史中丞职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

面对一些不正直的官员，包拯的对策很简单：就是不断地弹劾。包拯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过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一千六百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仁宗说：“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更让人震惊的是，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宰，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

包拯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御史，还是一位治理地方的能手，他善于把他的监察、廉政理念植入到地方治理当中。权知开封府时，包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当时，开封府旧制规定，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有效避免了官员的营私舞弊。处在“天子脚下”的开封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

包拯做官二十多年，始终保持着生正大光明、铁面无私、恪尽职守的品格，赢得了千古清名，万民颂扬。包拯对子女管教严格，留下了严格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意思是说，后世包家子孙在外做官，如果有违反家法规定而受贿、贪污者，生不得让他回到包氏宗族来，死不得葬在包氏祖坟中。据说，包拯的子孙都能严守祖训，没有出现一个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