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雄，湘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法学会法治反腐研究会会长。吴谨，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湘潭大学基地研究员。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2022年11月第46卷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2023年第1期转载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经历了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建设时期的全面展开、改革开放时期的不断加强、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四个历史阶段，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反腐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反腐败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腐观同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是党局部执政、全面执政和长期执政实践中形成的反腐败斗争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以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为逻辑起点，形成了以反腐败为主题的政治立场观、任务目标观、基本方略观、根本动力观、全球治理观和政治保证观，这些观点相互联系，体系完整，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反腐历程; 思想体系; 理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1] 建党 10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同时也赢得了从局部执政、全面执政到长期执政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党防腐、整风反腐;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运动反腐、重典惩腐;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对策反腐、制度反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我们党走出了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革命的反腐败之路。
在党的发展历程中，反腐败斗争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反腐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反腐败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腐观同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是党局部执政、全面执政和长期执政实践中形成的反腐败斗争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以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为逻辑起点，形成了以反腐败为主题的政治立场观、任务目标观、基本方略观、根本动力观、全球治理观和政治保证观，这些观点相互联系，体系完整，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反腐败创新理论，对教育引导全党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反腐败政治立场观: 从确保党的先进性到坚守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始终坚持反腐败。腐败通常被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获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违背公共道德的行为，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这就决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与腐败的尖锐对立。在建党百年的反腐败实践中，党的历代领导人从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出发，运用马克思政党观对反腐败政治立场进行了充分论述，把永葆党的先进性和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结合起来，为反腐败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先锋队性质与腐败水火不容。马克思曾经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2]306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定位就是为无产阶级群众而奋斗的党，毛主席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由先进的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个政治团体，是无产阶级的政党。[3]305-306 邓小平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党，是带领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4]324-326 江泽民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 表，是对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5] 习近平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先进性内涵，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归根结底是因为党始终保持先进性。而要保持先进性，就要同一切弱化和损害先进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6] 这就告诉我们，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党之本，是生命所系和力量所在。任何损害党的先进性的腐败现象，都必须坚决禁绝。
党的执政为民宗旨与腐败尖锐对立。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同我们党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在党的七大上指出: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7]1094 从此，“为人民服务”被概括提炼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并被写入党章。面对改革开放后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对党的侵蚀，邓小平指出: “党章规定每个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或三心二意的，这也是党员的品质问题。”[8]257 改革开放的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强调，党的任务就是为人民谋取福利，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一切和人民群众利益相违背的行为都是错误的。[7]257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强调: “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品格。”[9] 随着中国逐渐进入小康社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正因为始终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才需要坚决清除腐败等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党内人员要始终有内忧外患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始终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职责，始终保持顽强的意志和品质，始终反对腐败，始终和腐败分子作斗争。
党的历史使命注定反腐败没有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饱受凌辱时期诞生的，这就注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要担负起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走向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伟大使命。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要有严格的组织约束和纪律监督，党员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思想倾向”。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告诫全党，要时刻注意敌人给的糖衣炮弹，时刻保持谨慎，时刻保持艰苦奋斗。[10] 在改革开放中，面对党内的作风，邓小平指出，党内的廉政清洁不是一朝一夕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反腐败，清廉从政，不管经济发展如何，党内人士都要反对腐败，这是关乎到党和国家是否可以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11]327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去认识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4]，并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12]3-5 的要求，胡锦涛在十五届中央纪委五次会议上告诫全党: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提就是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而腐败是人民群众脱离党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13]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带领中国人民摆脱外国欺凌，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使命。所以从党诞生开始，党就始终和腐败作斗争，“只有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14]15-34，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带领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之林。
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命题，深刻诠释了反腐败根本立场。他指出: “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15]“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15] 同时，他还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都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以解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要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决问题”，[16] 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牢记初心和使命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关系，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的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只有坚守党的初心使命，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
在建党百年的伟大奋斗中，我们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这一根本政治立场，决定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保持政治定力，把反腐败作为严肃的政治斗争摆在突出位置，紧紧抓住不放。早在 1926 年 8 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就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指出: “对腐化分子混入党内的现象必须高度警惕”，“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仍然对腐败行为坚决亮剑。新中国成立不久，针对各地陆续暴露出的挥霍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卓有成效地开展“三反”斗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有了新的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党的十四大鲜明提出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战略，并把“党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写进了党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立场观，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中国化、时代化话语表达和创新发展。
二、反腐败任务目标观: 从廉洁政治建设到党的自我革命
党的十八大在总结建党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三清”任务目标。高度概括和集中反映了党的历代领导人拒腐防变、建设廉洁政治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党百年奋斗“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突出了廉洁政治建设中党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使建设廉洁政治的结构体系更加科学，主题更加突出，目标更加清晰，反腐败思想体系中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得以成立。
廉洁政治建设的基本内涵是“三清”政治生态。我们党在局部执政、全面执政、长期执政的百年进程中，尽管在一定时期根据具体情况确定遏制腐败阶段性目标，但始终没有放松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根本要求。毛泽东一再强调: 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党内不能形成贵族阶层，领导干部和子女不能搞特殊化，并告诫党员干部不能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17]13 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指出: “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18]332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10]379 因此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并强调要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习近平将清廉建设作为重要的任务之一，认为只有清廉才可以维护中国人民的合法利益，只有清廉才能始终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只有清廉才可以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长远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从当人民公仆、反对特权思想到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标志着我们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任务目标一以贯之、不断深化。
廉洁政治建设以涵养党的优良作风为要义。民主革命时期，对于党的风气建设是非常注重的。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实际情况整作风，从而形成了“三大作风”，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众多党派中独树一帜，有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和传统。1949 年之前，党的八大上，毛泽东提出了党要始终将作风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此才能真正地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当家作主。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始终强调在党内要坚持艰苦朴素的教育，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指出“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10]290。江泽民认为: “抓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经常的、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就越要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19]329 胡锦涛强调，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持之以恒地抓好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20] 习近平指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就是党的作风，当人民群众因为一些腐败分子而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我们的党就会面临生死存亡。作为一个执政党，不管在什么时候，自己的作风都不能有问题。“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21]4-5 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涵养党的优良作风，对党在长期执政下建设廉洁政治的极端重要性和客观必然性。
廉洁政治的集中体现是党的自我革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22] 党的自我革命概念的提出，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理论逻辑，践行党初心使命的政治逻辑，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斗争逻辑，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党逻辑，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逻辑，[23]1 以历史主动精神，坚持理想信念，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刀刃向内，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党的领导，极大地丰富了廉洁政治的内涵。在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自我革命，表现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应历史潮流，在生死斗争和拒腐防变中把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不断推向前进;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自我革命，表现为反腐倡廉斗争的全面展开和纠正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某些阶段性偏差与失误; 改革开放伟大转折后党的自我革命，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推进;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的伟大自我革命，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建设廉洁政治的新境界。
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一部人类文明史，记载了无数次王朝覆灭、政权更迭。如何才能跳出这一“始兴终亡”执政周期率，是仁人志士寻找的答案。从抗日战争胜利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开始考虑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长久地带领着中国人民。在“三次重要对谈”中，他就指出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所有党内人士要引以为戒，戒骄戒躁，不要重蹈覆辙。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毛泽东就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回答道: 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的道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就不会灭亡。[24]46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认识和把握，给出了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前推进，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在深入思考如何经受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克服长期存在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不懈努力，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即在人民监督的基础上，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形成和发展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确保了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廉洁政治建设到党的自我革命，反腐败任务目标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理论创新的价值基础。
三、反腐败基本方略观: 从标本兼治到一体推进“三不腐”
作为党的反腐败基本方略，反腐败标本兼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矛盾原理。其涵义是既要解决问题的表象，又要从根本上杜绝问题的产生。建党百多年来，在历史方位转换、环境转变、体制转轨中，我们党正确处理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形成了标本兼治的反腐败斗争基本方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提出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是对标本兼治的深化和拓展，既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
革命建设时期标本兼治反腐方略可以概括为“重典惩贪、多策防范、发动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毛泽东从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高度，对党内的腐败问题保持十分的警觉，一旦发现腐败分子，毫不留情、严惩不贷。他曾经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有人搞这些腐败，那我就把谁的脑袋割掉。如果我本人 搞 腐 败，那么就请人民群众直接把我的脑袋割掉。[25]53 党内的人士，如果利用自己的职权，滥用权力，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违法乱纪的行为。所有的违纪行为都要被举报揭发，根据违纪情况进行判处。对于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犯罪，要邀请群众进行公审，根据国家的法制法规进行处罚。[26]202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对黄克功、肖玉壁等腐败分子判处死刑，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枪决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处理上，毛泽东都坚持认为，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大，才要对他们施加最严厉的处罚，只有将他们处罚了，才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才可以具有威慑力，才可以拯救更多濒临违反纪律的干部同志。毛泽东重典惩贪的思想，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惩处腐败的决心。与此同时，始终把惩治腐败和世界观改造、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等多项预防措施结合起来，奠定了我党一以贯之的腐败治理基本策略。
改革开放时期反腐败方略可以概括为“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反腐败惩防体系”。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也给反腐倡廉的工作带来了诸多的挑战。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经济腾飞，腐败也开始快速蔓延开来。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向全党发出“会不会发生‘改变面貌’问题”警告的同时，提出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开展反腐败斗争。并指出: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18]403 在著名的 1992 年南方谈话中，他再次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8]332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江泽民高度重视腐败的惩治和预防工作。他在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 “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并指出: “对已经成风了的腐败现象，不管涉及到多少人，都要一查到底。所有这些违法案件，应该以法律为准绳，该怎么办就怎么办。”[27] 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强调: “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胡锦涛将反腐倡廉工作纳入中央未来发展的规划中，把党的执政思想、作风建设、制度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反腐倡廉的方针，制定了反腐治理的框架，加强对廉政思想的教育，不断地提高党内人士的思想境界，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提出要对党内作风进行不断的改进，对于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作风要严厉打击，从而使反腐败斗争方略更注重治本、注重预防、注重制度建设。
作为标本兼治反腐方略的深化和拓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冷静分析反腐败形势后指出: “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以“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的政治智慧和“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辩证思维，确立了“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斗争策略，并提出“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28］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提出了一系列深化标本兼治的观点和论断，全面把握“三不腐”内在联系。一体推进“三不腐”，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不敢腐侧重于惩治和威慑，不能腐侧重于制约和监督，不想腐侧重于教育和引导，三者各有侧重同时又互为支撑、相辅相成。并积极探索“三不腐”贯通融合的路径载体，在推进不敢腐时注重挖掘不能腐和不想腐的功能作用，在推进不能腐时注重吸收不敢腐和不想腐的有效做法，在推进不想腐时注重发挥不敢腐的威慑作用和不能腐的约束作用，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为一体，推动“三不腐”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并要求“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29］。
从标本兼治到一体推进“三不腐”，反腐败基本方略观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创造性应用，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有效途径。以严的主基调正风肃纪，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惩恶; 在“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28］的法治理念下，围绕限定权力范围，厘定权力边界，减少自由裁量，规范权力运行等建立健全制度，合理设计权力行使流程，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党和国家先后制定和修订了近百部党内法规，修改《宪法》、制定《监察法》、修订《刑法》、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实现了党内法规和法律的有效对接;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融为一体，构筑起党中央统一领导的权威高效的工作体制。开展“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一系列教育活动。正是因为党的反腐败标本兼治方略的有效实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好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关系，开创了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境界，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深得党心民心，实现了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伟大创新。
四、反腐败根本动力观: 从满足人民期待到人民就是江山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政治是最强的力量。反腐败斗争的根本动力来自满足人民群众的反腐期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我们党 100 多年来持续不断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动力所在。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重要论断，揭示了满足人民期待的本质所在。作为满足人民期待和民心是最大政治的形象化、本源化表达，“人民江山论”在党的反腐败思想体系中，具有唯物史观和价值论的意义。
“人民政权要取缔一切贪官污吏。”毛泽东经历了过去中国在封建社会中官僚的恶习，也亲身体会到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员的腐败、人民群众被剥削、经济无法发展的黑暗，这些都让毛泽东对官僚的腐败深恶痛绝，因此他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愤怒指出抗战以来国统区的一派贪污腐败现象，认为国家有这样一群败类，导致中国一直处于贫弱的状态下，如果想挽救中国，想让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那么急需要的解决办法就是惩治所有的贪官分子。[30]742 由于他对旧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所以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时，他始终要求对一些贪污腐败人员进行严格的惩处，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廉洁的政府。[31]742 因此毛泽东建立的人民政权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始终要求党内人士要廉政，不要贪污腐败，坚决反对贪污和浪费。1934 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制定规定，要他们知道所有的政府人员一旦出现贪污，那就是犯罪，贪污就是将自己过去所有的努力和成绩抹掉。以前我们在惩治贪污中做出了成绩，以后我们还需要继续，而且还要做得比以前更加的严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禁止任何公务人员有私相授受的行为，如果共产党内有人违法乱纪那就是从严之罪。[31]16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对人民群众说的话，做的事情，一定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于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话不要说，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不要做。[32]364 将公务人员是否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衡量他们工作是否合格的标准。
“反腐败要干出实绩，取信于民。”针对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出现的“手软”现象，邓小平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在惩治腐败中共产党没有严格执行，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没有了信心，并表示，“要清理自己的错误，干出实绩取信于民”[33]130。他严肃指出，对于出现腐败，我们要严格地打击，如果存在仁慈，那么就会让人民群众对我们失去信心，认为我们在包庇这些罪犯。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纠正，在打击腐败中我们一定要严格执行，铁面无私，对于任何的腐败情况我们都要依法处理，不管是谁，官职有多大，我们都要处理。[34]140 同年 6 月 16 日，邓小平谈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强调，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让人民相信我们，首先就是惩治贪污腐败，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他语重心长地说: 如果不惩罚，就会导致人民群众脱离党，不再拥护党，那么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影响，导致党自己走向灭亡。“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34]140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了改革开放环境和长期执政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出: “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 ”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21]一脉相承。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34]他还强调，“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我们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35] 在正风反腐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情况下，习近平强调，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我们必须保持政治定力，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思感、顽强的意志品质，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持续抓下去。[36]17-18
从“满足人民期待”到“人民就是江山”，强调把来自人民的反腐败动力，转化为惩治反腐败的制度效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就一直在不断地谋划着如何从严治党，如何有效地监督党内的工作，如何将监察机关的职能发挥出来。习近平指出: “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问题。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 却责任追究不够。”[37] 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38]1，以满足人民的期待和“人民就是江山”的政治意涵。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让纪检监察机关两项职责同向发力、优势互补，有利于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形成集中力量严惩腐败的高压态势; 有利于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完善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的工作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扎牢不能腐的笼子; 有利于统筹推进党性教育、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使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觉悟，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五、反腐败全球治理观: 从追逃追赃到深化国际合作
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让腐败分子在海外永无“避罪天堂”，是党全面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开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为我国法律与世界规则衔接、融入法律全球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我国相继整理涉及 19 万件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有效推进了法律国际化、透明化。[39]21 2005年10 月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后，成功将一批外逃的重大案件涉案人员缉捕归案，并注重建立健全防逃追逃追赃机制。至2019 年7 月，我国已经与法国、意大利等 70 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引渡条约、司法协助条约、资产返还和分享协定、移管被判刑人条约等共 160 多项。这些双边条约的签署，细化了我国与其他国家间国际司法合作的规范，内容更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以追逃追赃为重点的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有效开展。2014 年至 2021 年 6 月，我国已从 120 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9165 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408 人，追回的赃款 217.39 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 60名归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着眼于腐败的全球治理，提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论断。为此，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更名为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办公室，实现了从反腐败追逃追赃到深化国际合作的拓展。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据 2009 年世界银行提供的材料，全球每年支付的贿金超过 1万亿美元。联合国确定每年的 12 月 9 日为国际反腐败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还发表了“每一个人都要为反腐败做贡献”的声明，呼吁“人们不行贿不受贿，以这种方式生活，世界就会更清白”[40]11。现代国家及其执政党，都在为反腐败做出自己的努力。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习近平先后多次就反腐败国际合作发表重要讲话，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上，提出:“要搭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平台、加大交涉力度，突破一批重点个案。”在 2021 年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涉外领域立法。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 “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构建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充分显示了法治中国在反腐领域的全球视野，体现了法治框架下中国反腐与跨国司法协助的合作不断紧密，形成了统筹推进国内反腐和涉外反腐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思想观念。
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蕴含着我们党对“时”和“势”的深刻把握。一方面，我国当下正处于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重要阶段，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的历史性成就，通过“打虎”“拍蝇”“猎狐”，取得了依法治权和依规治党的实际成效，从而获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增加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力量; 另一方面，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将国际合作纳入整体外交来谋划，切实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朝着追逃追赃的务实方向发展，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在反腐败国际合作理念的指导下，创设《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 在首都北京，设立了 G20 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 切实地贯彻执行《二十国集团 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 倡议共同发布《北京反腐败宣言》; 积极地将反腐执法合作网络落户在我国，等等。这些举措和制度，无一不体现着我国提出的共同遏制腐败的决心，无一不彰显着全球治理腐败的目标共识。
从追逃追赃到深化国际合作，反腐败全球治理观在确立“态度上零容忍、制度上零漏洞、执行上零障碍”的核心原则基础上，强调深度参与反腐败国际治理。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发挥联合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主渠道作用，推动国际反腐败工作朝着更公平公正的方向前进。在“国际追逃”中，始终坚持多边条约、互惠的原则，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国内，进行罪责的处罚。要将遣返等措施充分地发挥出来，利用各项措施将外逃的罪犯引渡到国内，接受法律的制裁。强调在“国际追赃”中多策并举，通过组织国内涉案的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在赃款赃物所在地国提起民事诉讼，追回涉案的赃款赃物及其收益，启动缺席审判程序，由审判机关依法作出没收裁决后依据相关司法协定，提请赃款赃物所在地国依法执行以追回涉案的赃款赃物。在“国际防逃”上完善相应的防逃措施，做好防止职务违法犯罪涉案人员出逃的预防工作，防患于未然。进一步强化责任追究机制，确保相关责任人员，严格依法履职，有效落实国际追逃、追赃及防逃的各项措施和规定，不断提高自身的反腐能力，进而在对外协作中提升反腐败国际合作能力和水平。强调主动参与国际反腐败规则的制定，切实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反腐败工作中的话语权。切实讲好中国的反腐败故事，及时加强反腐败立法，为世界其他国家反腐工作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六、反腐败政治保证观: 从加强党的领导到落实主体责任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2］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立正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领导体制，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才能有效形成反腐败斗争合力。新时代深化反腐败斗争，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有效动员组织全党全社会力量反对腐败，建立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和问责机制，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提供坚强保证。
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保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进行的一系列自我革命包括惩治贪污腐败的群众运动，一定要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和指挥，这是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要求。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党本身是圣洁的，没有任何的浑浊在其中，中国上下五千年，从来没有谁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反腐斗争。邓小平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革命，关键就是一个党，如果这个国家遇到了一个好党，那么这个国家很有可能会成功。革命结束后，发展也需要借助一个好党，不然取得的成功也是昙花一现［41］348，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中国共产党一样，聚集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进行严密的组织，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同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那么坚决地清除党内腐败分子。在对以往经验进行总结的时候，要正视自己出现的问题，不要回避自己犯的错误，只有不断地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才可以形成正确的理论，才可以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42］中国的繁荣昌盛，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结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如今的中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的领导在反腐败进程中持续加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随着党中心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毛泽东义正言辞地说，这些腐败分子如果不清理掉，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只有不断地和贪污腐败进行斗争才可以真正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定不移地进行反腐工作 ，［25］53 革命战争和解放初期，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执行严格的纪律、大规模整党整风、对犯罪的党员干部加重惩处。① 邓小平强调，严肃党纪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这一时期，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作风进行全面整顿，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开辟了我们党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加强对反腐败工作领导的新路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原则问题，指出进行反腐工作是扫除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障碍，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所以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严格地抓、一直抓，所有的人员都要参与到其中。作出了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要求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等都不再从事任何的商业活动的重大决策，确立了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颁布了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对各级公务人员的工作职责进行明确划分。胡锦涛强调党是反腐倡廉建设根本政治保证的基础，要求各级党委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担负起全面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政治责任。
党的领导必须落实到反腐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胸怀全局的政治智慧、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壮士断腕的坚定决心，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升到新高度，坚定不移改进作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充分发挥党委对反腐败的领导核心作用。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各级党组织都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做反腐败斗争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强化管党治党和反腐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形成党领导下的“横到边、纵到底、无盲区”的反腐败斗争工作格局和科学完备的工作体系。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对反腐败的统一领导，落实党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才能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针策略和工作机制，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腐败决策部署; 才能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分子，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才能从严抓党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员干部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不正之风的侵蚀; 才能健全党中央统一指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监察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按照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办事，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反对腐败。
坚持党的领导、落实主体责任必须加强政治监督。政治监督是党自我革命的一贯传统。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都把对党绝对忠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作为对党员干部的一贯要求，不断强化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坚决纠正党内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行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强化政治监督的重要论断。他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要强化政治监督保障制度执行，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严肃查处政治上离心离德、思想上蜕化变质、组织上拉帮结派、行动上阳奉阴违等问题。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突出抓好政治监督”纳入工作部署。习近平在会上再次强调: “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要健全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督查问责机制，加强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党员、干部要筑牢思想防线，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政治信念坚定、遵规守纪的明白人”。这一系列关于强化政治监督的重要论述，赋予以党的领导为要义的反腐败政治保证观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两个确立”即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宝贵经验，是历史选择、时代呼唤、民心所向。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必须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上，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落实到每个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结语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 “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在百年自我革命伟大奋斗中形成的反腐败政治立场观、任务目标观、基本方略观、根本动力观、全球治理观和政治保证观，是党局部执政、全面执政和长期执政历史阶段指导反腐败斗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以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为逻辑起点，将政治立场、任务目标、基本方略、根本动力、国际合作和政治保证等各要素贯通起来，形成了相互联系、体系完整的反腐败科学理论。其中，政治立场决定任务目标，是其他各要素的主题; 任务目标是贯穿其他各要素的主线; 基本方略是实现任务目标的路径选择; 根本动力是实现任务目标的力量之源; 国际合作是实现任务目标的必然要求; 政治保证是实现任务目标的关键和根本所在。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历史进程中，有效抵御和防止腐败侵蚀，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反腐败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正是党的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成果，为永远在路上的反腐败斗争注入了“强劲的风、不竭的能”，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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