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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百年实践、内在逻辑和基本经验

发布人：夏亚发表时间 : 2023-02-19 浏览 : 1006

（作者：吴建雄）

发表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3月第28卷第2期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着眼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全面总结了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历史经验，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是我们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成功密码。其中，坚持自我革命，是强党兴党的基本途径和最鲜明的品格，更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大支撑和制胜法宝。深刻理解我们党自我革命的价值意涵，需要从革命实践、内在逻辑和基本经验等多重维度进行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百年实践

《决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1]。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其自我革命实践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 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起，便以改造政党作为改造社会的前提。“改造政党”的自省意识，让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便具有了自我革命的自觉。一百年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奋斗的伟大历程中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不断进取，不断创新，在挫折中不断前进，在总结中自我提升；始终顺应历史潮流，在自我革命中与时俱进、砥砺前行，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1927 年召开的八七会议，是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我革命的开端。北伐战争时期，党因为革命经验不足，对北伐战争中国民党领导集团欠缺政治警觉，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先后背叛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危急关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致使大革命遭受沉重打击。党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而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2]。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深刻反思，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指出：“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会议制定的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自担当起引导中国革命艰巨使命的伟大征程[3]。

1929 年的古田会议，是党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又一次自我革命的重要会议。当时，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后，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面临严峻考验。1929 年 12 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4](37)。

1935 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党在危急关头完成的一次自我革命，是党革命事业的重要转折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给党带来了巨大损害，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伤亡空前。在被迫长征的险境中，党中央于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在会议中，毛泽东全面分析“左”倾错误，同时对武装革命的战术问题等进行全面论述。会议纠正了错误的军事和组织路线，并形成了正确的革命路线，使得党正式开始向自主处理革命问题的方向迈进。会议结合大部分同志的意见，对中央书记处的组成人员等进行调整，事实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红军由此转败为胜，转危为安，顺利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的再一次自我革命。遵义会议以后，党从政治上、军事层面入手，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但并未从思想层面入手对其全面清算，不少党员干部的思想仍有着“左”倾错误的潜在影响。面对抗日斗争高潮的来临，强化党的思想建设，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历史错误进行批判，使党内思想矛盾和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破除不良思想意识和观念，使党员尤其是高层领导者的马克思主义素质全面提升，是十分关键的。特别是彻底清除“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成为当务之急。这次整风运动是破除党内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错误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我党首次规模最大的思想运动，对党员同志尤其是党的高层领导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5]。延安整风运动为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定打下了坚实基础，为革命最终取得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自我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时间很短，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某些阶段性偏差与失误，导致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动乱，使党和国家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 1976 年10 月，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进行全面清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拨乱反正，全面纠正“左” 的错误，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向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同时，全会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文革”中的问题和错误进行纠正，对冤案、错案等进行审查，对领导者的功、过等进行审议。拨乱反正代表着党内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以及组织路线，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4](2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是我们党勇于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特别是针对“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问题，党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中央出台中央政治局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防止和反对分散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好人主义、本位主义等，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深化政治巡视，查处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清除“两面人”；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正如《决议》指出的：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6]

(二) 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自省意识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自我革命的自觉，为人民谋利益的立场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在自我革命的奋斗历程中，党立足于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既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又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面执政，从改革开放时期伟大转折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坚持刀刃向内，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风廉政建设是党自我革命的品格展现。建党伊始，拒腐防变的问题就历史性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党高度关注革命政府的廉洁，并防止自身官僚化。随着革命根据地苏区民主政府等红色政权的建立，党开始在局部执政条件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重要探索。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针对日益滋生的贪污腐败现象，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部署开展了苏区廉政运动。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党内腐败分子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中央领导亲自抓了革命功臣“肖玉璧贪污案”等大案要案的查处①；建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监察机构，建立革命根据地审计监督制度，建立控告局，发动群众检举贪腐行为②。同时，党关心关注群众利益，坚持做到克己奉公，在艰苦的时期保持廉洁，在军队内部保持官兵平等。苏区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廉洁、最为关注人民疾苦的政府。新中国即将成立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党一直要将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传承下去，一定要将艰苦奋斗的作风传承下去，这为党风廉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自我革命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全面展开。1949 年 10月至 1956 年 8 月，党全面执政后，反腐倡廉建设开始起步。195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禁止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为创建廉政法律制度奠定了宪制基础。1949 年 11 月我们党制定并颁布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结合《共同纲领》等具体要求，组建、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承办处理相关案件。1950 年下半年开始和 1951 年春展开的整风运动和整党运动，是新时期党在执政过程中教育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重要举措。1951 年末，中央将“三反”运动和整党有机联系起来，对一些出现贪污、腐败等行为的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处理，揭发贪污分子共计 122 万人之多。所有涉案人员均按照中央下达的“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的工作原则处理。为了更好地达到惩治效果以儆效尤，分别选择了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案件进行公审，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当属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通过对那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贪腐案件的宣传以挽救、警醒更多的党员干部，开启了从严治党、清廉治国的良好风气。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开始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鲜明体现[7]。

改革开放伟大转折后党的自我革命，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推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党中央及时总结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过于宽容、政治思想教育力度不够的教训，在鲜明昭示反腐败坚定立场和信心决心的同时，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文件和法规，做出“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并由“两高”颁布临时性大政策[8]，及时遏制经济活动中的走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领域的犯罪活动。为了使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入，使反腐败斗争快速推进，制定反腐败三项工作相互协作的格局：一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二是对不合规案件进行严肃查处，三是对不正之风快速纠正[9]。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③的理念下，党中央在推进三项工作的基础上，部署开展的党性党风教育实践活动，这一活动的重点就是“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强调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积极参与，这是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党的政治思想和作风建设新探索[10]。这一时期，反腐败斗争从注重惩治转向惩防结合、重在预防，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之路。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征程的伟大自我革命，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自党的十八大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向新的历史阶段迈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和“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正风肃纪反腐，针对党长期执政面临的腐败威胁，把反腐败斗争列入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意志“打虎”“拍蝇”“猎狐”，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2014 年至 2020 年，全国有 134.3 万余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和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受到依纪依法查处，境外追逃 6629 人、追赃 183.8 亿元；先后制定和修订了近百部党内法规，修改《宪法》、制定《监察法》、修订《刑法》、制定《政务处分法》，实现了党内法规和法律的有效对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融为一体，构建起党中央统一领导的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机制；深入推进教育实践活动，例如“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这场伟大的自我革命，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实现了由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伟大创新，“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11]。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

《决议》指出：“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正在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作为一种来自主体对自己自觉、自发、自动的行为，概括来说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12]。其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理论逻辑

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揭示了人类历史进步的发展规律，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使命。这一崇高使命能够全面体现人民的利益，能够充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是十分伟大的事业，又是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任务，它意味着人类社会新的历史、新的纪元的不断开辟，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不断改造，其内在逻辑前提就是进行最彻底、最坚决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具备天然的革命品格。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就要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13]。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14]

中国共产党秉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理论，并对其进行了话语体系的现代转化和具体表达。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斗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系列论述，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关于坚持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系列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战略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革命属性”的建党学说，揭示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历史规律，总结党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为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自我革命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属性”的政治品格，为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 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政治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15](809)在党的七大上，他又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15](1094−1095)；“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5](1096)。面对改革开放，邓小平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6]江泽民则强调：“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17]胡锦涛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牢记党的宗旨，坚持艰苦奋斗，这两者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使革命意识、性质得以有效保持；唯有艰苦奋斗，方可真正服务于人民、服务好人民。”[18]

实现党的初心使命必须坚持自我革命。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要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决问题”[19]；“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都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以解决”[19]。这深刻阐明了牢记初心使命和自我革命的关系，强调要对党的自我变革有序推进，必须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敢于同一切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弱化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基础的行为作斗争。要牢记党的宗旨，保持自身理念不发生变化，以此为依托，通过新方法、新理念有效解决党内出现的不同类型的问题；要进一步健全监管制度，捆住一些人乱作为的手脚，放开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手脚，把党员干部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激发出来，营造出新时代发展的浓厚气氛，形成良性发展新格局；要坚持个人主动和组织推动相统一，一方面要以党的监督、要求以及管理为主体，另一方面还以党员积极自我检查为依托，有效解决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从而使党员政治免疫力全面提升。

(三) 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斗争逻辑

《决议》指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1]。当今形势环境变化非常迅速，改革发展任务十分艰巨，还存在很多冲突与风险，这是国家治理的巨大考验。党必须主动把不断斗争、革命到底的理念传承下去，进一步强化自我革命[12]。

从国际国内形势和环境来看，我们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严峻复杂。如从货币纷争来看，国外发达国家十分关注金融强国，对国家、地区货币的主体地位进行了有效维护。在金融危机出现后，有些国家开始对人民币进行排斥。从市场争夺来看，我国市场是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经济离不开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围绕我国市场展开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从领土争端来看，少数周边国家与我国争夺我国固有的领土，发达国家开始借机渗透，鼓励支持分裂，暗中支持不合理主张[20]。从意识形态斗争来看，少数霸权主义国家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幌子，长期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而尖锐[21]。从反腐败方面看，党一直以来都在深入推进反腐工作，同时各类腐败现象仍有发生，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用好自我革命这个法宝。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概括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为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2]。要立足于新的时代条件，对成功应对不同阶段、不同风险的经验进行梳理，特别是自我革命的经验，做好长期解决外部环境问题的思想准备以及工作准备。党要带领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牢牢把握自我革命这个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

(四) 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党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这代表着我国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迎来了新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党面临的环境形势有了深刻改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从党的自身发展看，党的规模、党组织的结构要素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截至 2021 年 6 月 5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9 514.8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为 486.4 万个，是世界第一大党。党员的性别、年龄、学历结构等较以往均有显著的变化。党自革命起到长期执政，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往的纯洁与当前的纯洁是一样的，以往的先进与当前的先进却是不同的，当前的纯洁也不意味着永远纯洁。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引领时代。

自党的十八大开始，党中央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取得了很多方面的显著成效，例如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但党员政治思想不纯等情况还长期存在，必须常抓不懈；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部分老问题还会有回弹的情况，同时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均会对党的思想基础产生严重影响，对党的集中统一产生影响，从而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要解决这些问题，不痛不痒的毛毛雨是不行的，必须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因势利导，有效克服思想理念上的障碍，正确面对党在执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考验，正确认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正视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类危险，例如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现象作斗争，使百年大党永葆青春活力。

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在事业兴旺、承平日久的时期，越是容易安于现状、贪图享乐，越是要唤醒和重视自我革命的精神。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 70 余年，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这个负载着光荣与梦想的时刻，我们党的自我革命，就是对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不囿于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不对问题进行遮掩与逃避，而能够艰苦奋斗，真正服务于人民；使他们能忧党忧国忧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始终为人民衷心拥护，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五)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23]。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传承“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同时，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历史周期率”是对古今中外政权更迭、治乱兴衰的高度总结。为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在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在党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④的同时，以坚强的意志品质和坚定的战略眼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总纲，谋定自我革命的行动方向；以思想建设为基础，淬炼自我革命的行动方向；以八项规定为切口，寻找自我革命的有效途径；以反腐惩恶为抓手，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以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为方向，锻造干部队伍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以制度建设为依托，提供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强制度保障。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和成功路径，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将党锻造得更加坚强。在政治建设上，实现了把“两个维护”作为全党最高政治原则，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系统科学的制度安排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各方面，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促进全党团结统一。在思想作风建设上，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以上率下改进工作作风，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严起来。在反腐败斗争上，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执政基础更加巩固，鲜明地昭示了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逻辑。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自我革命，就是自我发展、不断超越的历史。百年自我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坚持历史自觉，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百年征程的奋斗实践证明，我们党在社会革命中发展壮大，在社会革命中不断深化自我革命。自我革命贯穿伟大事业全过程，从革命斗争时期的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革命斗争时期党局部执政时的党风廉政建设，党全面执政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伟大转折后反腐倡廉建设，到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始终顺应历史潮流，在艰苦奋斗和生死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百年奋斗史告诉我们，伟大社会革命锻造和成就伟大的党，伟大自我革命保障和推动伟大的事业。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发展史，是党的自我革命史和社会革命史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战略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深刻揭示了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伴相随、互促共进的辩证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改造主观世界，从而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主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政治担当。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自觉，就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上坚定不移，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坚如磐石，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自觉同党内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作坚决彻底的斗争，着力防范化解党自身面临的脱离群众、纪律松弛、不负责任等风险，有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桎梏，促进制度成熟定型，确保全党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引领伟大斗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伟大梦想。

(二) 坚持理想信念，保持自我革命战略定力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1]坚持理想信念，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世界历史有力地证明，一个政党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历经危机不断重生，能不能突破逆境不断前行。马克思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24]。不再前进的核心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信念缺失，二是信仰缺失。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坚持自我革命，根本原因在于以理想信念为力量源泉不断强化自身精神和体魄，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成共产党人的动力所在，从而能够使自身经受住各种考验与挑战。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人越是信仰信念坚定，就越是敢于“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肮脏的东西”[25]。

坚持理想信念，保持自我革命的战略定力，必须用好思想建党这个法宝，强化对党员理想信念的教育，进一步发扬光大共产党人的心学[12]，用理想信念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前进。当今中国，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原则为主，这一原则对政治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社会思潮越来越多元化，共产主义渺茫论等消极思想在少部分党员中也仍有市场。这些问题会严重影响自我革命的有效性。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用初心使命和理想信念砥砺全党，使集中性、经常性教育有机联系，使党员干部能够建立正确的三观，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守初心使命是自我革命的永恒课题，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须牢记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理想信念的坚定转化为担当尽责的自觉，坚持固本培元，补足精神之钙，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三) 坚持人民立场，锚定自我革命正确方向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与人民相分离，党的理想与事业是无法实现的，同时也是没有价值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社会革命如此，自我革命更是如此。坚持人民立场，必须正确掌握执政逻辑，即为人民服务，将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当成是对工作有效评价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要解决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将党的肌体上的腐败病毒全面清除，将固化的利益藩篱有效破除，这必然涉及利益所有者的灵魂，所以这一变革是很复杂的。坚持人民立场，就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的意愿，坚决查处和防范各种以权谋私现象，严格防止党内出现既得利益集团，把防止社会利益固化作为自我革命的重点任务，敢于打破利益藩篱，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5]；就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积极推动党内监督主体和人民群众互动、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内容贯通、形式对接、机制协调，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的要求落到实处。

党的自我革命既是一种清醒、一种担当，更是对人民的负责。毛泽东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支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15](1004−1005)习近平强调：“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⑤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价值追求和根本政治立场。自我革命必须紧紧扭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新时代新征程上党的自我革命必须秉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理念，认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改进作风，自觉接受人民民主监督，以从严治党新成效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

(四) 坚持刀刃向内，把握自我革命的斗争重点

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的一贯追求。党的自我革命在局部执政、全面执政、长期执政的百年进程中，始终没有放松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根本要求。毛泽东一再强调，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党内不能形成贵族阶层，领导干部和子女不能搞特殊化[26]，并告诫党员干部“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5](197)。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跳出历史周期规律，主要就是依靠自我革命、自我变革的力量，通过防微杜渐、治病疗伤、刮骨疗毒、强身健体，使党在思想以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得到全面根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任务，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纪律挺在法律之前，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深化运用“四种形态”，构建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使权力配置更加科学、权力运行更加规范、权力监督更加有力。特别是在作风建设上，围绕落实“八项规定”锲而不舍抓执行，不断增强全体党员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制度意识；抓住“关键少数”，精准监督执纪问责，坚决防止和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坚定不移地正风肃纪反腐，及时发现、着力解决“七个有之”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在严厉惩治、形成震慑的同时，扎紧制度的笼子，加强党性锤炼，有力地遏制了腐败滋生蔓延势头， “三清”的良好政治生态正逐步形成。

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这个自我革命的斗争重点，须深刻认识自我革命的科学要义。自我革命意味着对自身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敢于“动刀子”清除自身顽疾痼瘴，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自我超越。申言之，自我革命的否定观不是片面的否定观，而是科学辩证的否定观。也就是说，自我变革并非改弦更张，不是将自己全部推翻、全面否定，而是通过刮骨疗毒、猛药去疴确保党和国家的肌体健康，保证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既要有“革别人命”的胆识，也要有“革自己命”的勇气。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彼此交叉，对党和国家政治安全产生严重影响；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相互交织，贪污腐败行为越来越复杂。腐败问题与不良风气彼此交融，“四风问题”成为腐败滋生并得以蔓延的基础。作为新时代自我革命最鲜明的体现，反腐败没有灵丹妙药，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任何零敲碎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反腐败都无法持续起效，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放大正风肃纪反腐的立体叠加效应，巩固、拓展和深化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要站位全局、着眼根本、综合施策，把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腐败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五) 坚持守正创新，完善自我革命的体制机制

自我革命是一种革故鼎新、守正出新的实际行动。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勇于变革、改天换地，创造人间奇迹，其根本就在于我们没有机械地复制俄国“十月革命” 的模板，没有沿袭西方民主革命的老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进行简单套用，没有对国外发达国家的现成发展模式进行机械模仿，没有不加甄别地对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复制，而是坚持从国情出发走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改革，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发展的核心就是创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动力也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史无前例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整改开局起步、以问题整改赢得民心、以问题整改注入动力。我们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深化自我革命的内生机制、方式方法、路径手段。比如，要使党内政治生活越来越规范，就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硬碰硬”；要将权力约束在制度的框架下，就自己给自己立规矩、定边界、划底线；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就必须将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突显出来，为自我革命提供强大动力。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体制机制，是新时代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也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三不” 的一体推进，与腐败发生原理密切相关，与管党治党息息相连。深入分析现阶段的形势任务，不仅是标本兼治的重要方法，也是系统施治的具体体现。坚持“三不”一体推进，要深刻把握三者的思想内涵，深化运用“四种形态”，引导党员干部因敬畏纪法而“不敢”，因制度约束而“不能”，因思想自觉而“不想”，将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结合起来；要全力打通三者的内在联系，通过改革强化体制机制，进一步对一体推进“三不”的实践进行探究，让“三不”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做到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充分发挥反腐败法规体系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既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又是建党百年来解决权力监督问题的经验总结。为此，一要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发挥巡视巡察功能，使党内民主监督、派驻监督及探头作用有效发挥出来，实现党内监督全过程覆盖的既定目标；二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保证国家公共权力依法规范运转；三要推进国家机关监督、法律监督、审计监督、统计监督全覆盖，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权力监督以及执法机制，有序推进不同类型监督机制的融合，使协作配合制度更加健全，监督网络的建设更加科学合理，各类监督力量更加凝聚，为自我革命不断向纵深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六) 坚持党的领导，在自我革命中践行“两个维护”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在党自我革命的历史上，党的历届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为全面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实践遵循。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领导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党自我革命的百年奋斗中，无论是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或是党的监察委员会，无论是成立行政监察部门，或是成立反贪机构，无论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或是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持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始终是根本原则和根本方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两个确立”，即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历史选择、时代呼唤、民心所向。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必须一体领悟、一体贯彻。在自我革命中践行“两个维护”，要深刻理解全会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做出“两个确立” 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坚定不移地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使其真正成为全党把握运用规律、认识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把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落实到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落实到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落实到日常言行中，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释：

① 有数据显示，1939 年至 1941 年的三年间，陕甘宁边区 200 个县共审理 235 件贪污案，占案件审理总数的5.16%；晋冀鲁豫边区自 1943 年至 1945 年的三年间，有千余件贪污案件受到审理，占案件审理总数的5.45%。《任弼时选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 年:294−295 页。

② 有文献记载，包括总务厅、招待所、印刷厂、钨矿公司在内的机关企业受到群众检举，涉案款项达大洋两千余元、涉案款物包括棉花两百余斤、金戒指四只。在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严肃查处的贪污分子中，有 29 人被移送法庭审判，3 人被开除公职，7 人被调离工作岗位，2 人被严重警告。《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红色中华》第 167 期。

③ 江泽民 2000 年 1 月 14 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1 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讲话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二、坚决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三、坚持从制度上确保从严治党方针的贯彻落实。讲话指出，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④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并纳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进行总结，从面向未来的战略高度作出部署。

⑤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中国纪检监察, 2017(0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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